photo: Barbara Kinney/Hillary Clinton campaign

“To photograph people is to violate them, by seeing them as they never see themselves, by having knowledge of them that they can never have; it turns people into objects that can be symbolically possessed. Just as a camera is a sublimation of the gun, to photograph someone is a subliminal murder — a soft murder, appropriate to a sad, frightened time.” 
Susan Sontag, On Photography

過去,手持照相機的攝影師總是將他們的鏡頭精準直指目標,調整光圈、快門與焦距,捕捉決定性的那一瞬間。如今,手持智慧型手機的大眾不再期待單單作為旁觀者,更不想要徒然憑藉回憶補充畫面之外的片段。他們渴望直接進到影像之中,於是他們選擇轉身,轉而將自身一併安置在被撕下的一小段現實之中。

不同於桑塔格經典的定義,如今攝影者扣下扳機/快門的瞬間,似乎已漸漸遠離了單純指向他人的「輕柔謀殺」,他們並不滿足於掠取他者的存在,僅僅將那些饒富趣味的片段從現實剝離,收藏成為一幅幅畫面留存。我們可以發現,當攝影的衝動與渴望觸發時,自我儼然亦成目標。也就是說,雖然原先對象化/物化他者的衝動仍舊存在,但自我物化反倒同時變成自然而然的實作方式-「優雅自刎」。

觀景框之後,一無他物,瞄準、射擊、命中,原先桑塔格想像的攝影客體與主體一同於焉幻滅,令人感傷、戰慄的情緒則被欣喜的雀躍取代,1、2、3,Say Cheese,開心地迎接彼此交織並陳為獨特的一瞥。

當我們選擇轉身時,一方面似乎是純粹渴望於和那一瞬間共存在特定時空當下,又從未來的角度觀之,我們也像是一併「參與」在歷史形塑之內;另一方面,我們進一步還可以發現,增添的邏輯其實更包含著抹除的操作,在那短短250分之1秒剎那,藉由把自身拋入影像之中,自我也獲得從現實消失的契機。

不同於自拍那種整個世界好像只容得下自身的虛誇膨脹,拍攝者並非試圖放大自身,而是既將自我置入自我以外的世界,同時又得以享受遁逃於自身限制之外的快感。我,不只是那時的我,還是畫面中的我。

環伺當前發展,智慧型手機本身即重新架構人與群體關係的距離遠近,而每個人的社群帳號則作為連結世界的個別節點,從影像繼續延伸發展,重新不斷展演個人的形象。照片、影片、直播,單純的文字敘說似乎已不足以給予他人本真的感受,影像成為了一切的憑據。

一個小小的轉身,堆砌起網路上無數的時刻篇章,隨著資訊的流動,傳遞到世界的每個角落。比起現實中的自我,我們好像更加渴望打造一個更適切的網路化身。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,而是image在我裡頭活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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